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不仅存在于被征地人和征地机关之间，也存在于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

例如，除法律明文规定，行政机关不得随意限制公民的权利自由，否则视为违法。余下的案则件交由国王主持的部长会议审理，国王是整个国家行政组织的元首（1791年9月7-11日法律）。

有关非紧急情况下可由独任法官审理行政案件的规定，仅适用于简单的行政案件，也就是说那些重复性强、审判结果比较明显或者争议标的额小的行政案件。二、法国行政诉讼的基本构造自笛卡尔以降，唯理主义在法国学界倍受推崇。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独立的行政法院体系一如前述，法国采用二元化的诉讼体制。但这一规定是否适用于刑事领域，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持截然不同态度。因此，如若法律未作任何规定，则行政法上的原则由判例产生。

除此之外，在法国的行政诉讼中，还存在一些特殊（仅适用于特殊领域的）紧急审理程序，主要有税收紧急审理程序(référé fiscal)、视听紧急审理程序(référé audiovisual)和缔约前紧急审理程序(référé précontractuel)。最高法院依《刑法典》第111-5条之规定认为，在刑事领域，当刑事诉讼案件的判决有赖于这种审查时，司法法院完全有权力对行政行为（无论其是否具有规范性特征）作出解释，并有权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4]由于社会秩序是社会进程中的连续性和确定性，是人们在共同的社会性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行为的有规则的重复性和再现性，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应该说，越是尊重基本人权、法治健全和完善的社会，越是有必要发动这种强制权力，以保护大多数国民的人权不受侵害，保障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有条不紊。我国学者对即时强制研究的时间相对较长[6]，但即时强制一词并未在我国立法中出现，至今仍是一个法学概念，由于中西法律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致使学者在将行政强制措施与即时强制这二个概念进行对接时出现认识上的纷争。而且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并非截然对立，存在着有机包容关系，如秩序是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同时秩序本身也内涵自由价值，正如学者言：自由只有通过社会秩序或在社会秩序中才能存在，而且只有当社会秩序得到健康的发展，才有可能增长。本文主要使用模式分析方法，将行政强制措施视为一种复杂社会现象加以抽象，在此基础上构建概念模型，作为认识和规范行政强制措施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工具。

禁止罢工、罢市、罢课。与之相对，即时强制作为应对紧急状态的危机管理手段，更侧重于实质合法性，其以出现紧急状态这一事实为适用前提，而紧急状态的复杂性和成文法滞后、僵化等局限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往往导致规则对即时强制的约束性降低，需要依据紧急状态的具体情况在相对宽泛的规则范围内临机决断。

见范杨：《行政法总论》，邹荣校勘，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197页。行政强制法限定行政强制权力，规范行政强制行为，通过维权与限权在秩序与自由的博弈中守卫社会和谐，重要性不言自明。{7}就即时强制是否具有设定权利并强制实现权利的问题，实际关涉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由此可见，紧急状态下的行政权必然出现扩张趋势，因为在政府与自由的永久争议上，危机意味着更多的政府而较少的自由。

[2]有着诸多复杂含义，包括在法律、社会、经济、政治等不同语境下的合法性，本文主要是在制定法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拥护以及行为符合实体法规范的意义上使用合法性概念。在立法中的行为归类上，我国同样将以这种方式实施的行政强制行为纳入《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二款和《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二款所规定之行政强制措施范围内，为与即时强制相区别，可将其称为一般强制，作为行政强制措施在社会常态下的表现方式和实施模式。在此基础上，行政强制措施的一般强制模式和即时强制模式呈现出一系列的差异。行政强制措施的两种模式在适用条件、目的价值、受规范控制的程度、所具有的强制性等方面均具有较大差异，因此，行政强制立法应区分行政强制措施这两种模式，根据其各自特殊性分别规范，将行政强制措施的一般强制模式作为行政机关常规管理手段应由社会常态法律体系规制，纳入社会常态下的法治秩序中。

而紧急状态下的个人和社会需要立法权和司法权对行政权的限制进行必要的减弱，使行政机关享有根据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临机决断的裁量权，此时虽然以分权、限权、控权为实质的宪政基础仍然存在，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不可避免，在相对强大的行政权基础上实施的即时强制表现出扩张性和能动性特征。二是认为即时强制是与行政强制措施相并列的一种行政行为。

[11]该条款规定当集会、游行、示威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破坏或产生严重威胁时，公安民警可以当场采取强行驱散、强行带离或即时拘留等强制措施。最后，基于一般强制与即时强制在以上方面的差异，一般强制所具有的强制性表现出有限性和稳定性特征，而即时强制所具有的强制性则与紧急状态的危害程度和紧迫程度成正比关系，呈现出能动性和扩张性的特征，如下图所示：结论综上，行政强制措施作为行政机关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其在不同的社会状态中的表现方式和实施模式并不相同，在紧急状态时表现为即时强制，在社会常态时表现为一般强制，这种区分是行政强制措施根据社会状态差异所作出的对应选择，是动态意义上的区分。

当然，即时强制在突破法定时应坚持穷尽原则，即只有法内的即时强制措施已不足以应对社会紧急状态时，方可实施法外即时强制措施，且实施机关负有事后说明理由并接受审判机关和立法机关审查的义务，以防止行政机关借口紧急状态将即时强制异化为法外的侵权工具。【摘要】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社会状态分为正常状态和紧急状态，行政强制措施也对应表现为社会正常状态下的一般强制模式和社会紧急状态下的即时强制模式，这两种模式在目的价值、适用条件、结构、功能以及受规则和程序控制的程度和方式上均有较大差异，在立法上应分别予以规范。在紧急状态下，行政机关通过对紧急状态的严重程度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加以判断时，更多是依据自由裁量来行使权力，以便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政秩序，因而是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行为。让渡部分权利形成权力并赋予国家组织来维护保障权利实现的基本秩序。可见，即时强制不仅限于规制性强制，也包括有保护性、救助性功能的服务性强制。[9]这些条款规定公安民警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当场立刻适用的强制措施，包括：强行带离。

[12]这些条款规定在传染病爆发流行时，行政机关可以当场实施的强制措施，包括强制治疗、强制隔离、强制征调忽然征召、强制征用等强制措施。{4}并且，无论法制观念如何普及和深入，都有发动这种强制性权力的必要。

这是已被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无可辩驳的事实。但由于人类社会无法在特定的紧急状态中长期维持，在此意义上说紧急状态具有暂时性特征。

了解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即便在一个私权张扬的社会中，当其处于紧急状态时，行政权基于社会的需要必须更多的干预、限制私权，呈现扩张趋势二是认为即时强制是与行政强制措施相并列的一种行政行为。

[7]一是认为即时强制等同于行政强制措施。石启龙，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讲师。当然，即时强制在突破法定时应坚持穷尽原则，即只有法内的即时强制措施已不足以应对社会紧急状态时，方可实施法外即时强制措施，且实施机关负有事后说明理由并接受审判机关和立法机关审查的义务，以防止行政机关借口紧急状态将即时强制异化为法外的侵权工具。紧急状态作为对社会状态的一种客观描述，意指社会秩序已被破坏或正遭受严重威胁的社会无序的非正常状态。

{2}故紧急状态表现为社会进程中的不连续性、不确定性和无规则性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关系的非制度化和非规范化，这不仅会严重损害个人利益，也会导致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解体，危及人类生存，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封锁有关场所、道路，查验现场人员的身份证件，限制有关公共场所内的活动。

即便在学界，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也存在争议，[1]其争论往往因不在同一话语平台进行而无法对话。此后，即时强制概念被德国立法机关接受，如德国《联邦行政强制法》第8条第2项以事先无行政处分来限定即时强制，德国《联邦与各邦统一警察法标准草案》第28条第2项将即时强制界定为为防止危害所必需，尤其无法或不可能对责任人（招致危害之人，或应对危害负责之人）给处分或处分无效果，且在警察职权范围内，得不先经行政处分即掘于行政强制。

对于行政强制措施的即时强制模式，应由特别法或一般法中的特别条款所构建的紧急状态下的法律体系来规制，将其纳入紧急状态下的法治秩序中，确保无论在何种社会状态下，行政强制措施既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自身价值，又能在宪政的框架内，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注释】[1]代表性观点包括：1．行政强制说，认为行政强制措施就是实施行政强制的具体手段，二者范围相同，即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强制的表现形式，见傅士成：行政强制措施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三、社会常态下行政强制措施的模式：一般强制如果说即时强制是行政强制措施在紧急状态下的模式，那么在社会常态下，一些国家的立法规定了行政强制行为的另一种实施方式，如《西班牙公共行政机关及共同的行政程序法》(1992)第72条第一款规定：程序开始后，如果存在充分的判断要素，裁决程序的行政部门可以采取认为适当的临时措施，以确保可能作出的裁决之效力。了解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即便在一个私权张扬的社会中，当其处于紧急状态时，行政权基于社会的需要必须更多的干预、限制私权，呈现扩张趋势。分析学理上的纷争，可以发现分歧纠结在行政强制措施、即时强制及行政强制执行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上，由于语义表述的模糊性，仅通过语义分析来确定行政强制措施及其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关系似为不能：若从字面语义将行政强制措施理解为实施行政强制的措施，则将行政强制执行归于其名下似乎并无不妥。{3}在社会常态时，这种行政权对私权的限制不免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但1918年发生的世界性流感是人类所经历的最大流行性疾病之一，它在短时间内席卷全球，数月内造成4000万人死亡。

[6]我国早在民国就已在行政法教科书中提到了即时强制，如范杨在《行政法总论》中论述了直接强制与警察上之即时强制相似实而大有不同：警察上之即时强制，非所以强制既成义务之履行，乃直接因警察上之必要，以实力侵害人民之自由财产。复次，对于已进入危机时代的人类社会而言，社会常态与紧急状态已不仅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二者越来越呈现出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的局面，很难在时间上严格区分。

行政强制法限定行政强制权力，规范行政强制行为，通过维权与限权在秩序与自由的博弈中守卫社会和谐，重要性不言自明。因此，作为紧急状态应对措施的即时强制，其功能就不仅限于即时设定义务，即时设定权利也是应对危机的必要选择，当然，这里的设定并非意指权力赋予或派生权利，而是意指行政权积极帮助实现权利，如在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时组织营救受害人，疏离安置受威胁人员，救助治疗危重病人，迅速恢复供水、供电、供暖、交通等公共产品的提供。

由此可见，紧急状态下的行政权必然出现扩张趋势，因为在政府与自由的永久争议上，危机意味着更多的政府而较少的自由。【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